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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口火车站往东南方向,过汉水,经鹦鹉洲武汉长江大桥,沿高新大道一路直行,来到与鄂州市交界的短咀里湖,再过去就是鄂州市连接高新大道的吴楚大道了。
在短咀里湖边上,是武汉的东湖开发区。东湖开发区是个泛地名,实际上,东湖开发区包括了武汉东湖、严西湖、严东湖以及短咀里湖等广袤的五湖六山的区域。
“东湖开发区”,对于不熟悉武汉的人来说,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字。它还有另一个响亮的姓名——“武汉光谷”。
2016年底,中国国家储存器基地决定落地“光谷”。
那一年,国家成立半导体大基金,并启动国家级储存器专项。与此同时,由紫光集团、合肥产投集团、晋江产投集团牵头分别成立了长江存储、合肥长鑫及福建晋华三家储存器厂商。
三个储存器芯片产业的巨头,纷纷争取将“国家储存器基地”专项落到当地。最后,武汉市依靠独特的“九省通衢”优势,在紫光集团、东湖开发区及武汉市的共同努力下,于2016年12月30日抓住了这一国家战略级的机会。
改变武汉命运的故事,就藏在小小的8个街道里:与国家储存器基地并肩,是长江存储;中国五行光谷显示器基地边上,是华星光电。和华星光电一路之隔的,是武汉激光产业园。
在“光谷”的518平方公里内,芯片、显示器、激光这三大细分行业,搭建了武汉“产业立市”规划项目集成电路、新兴显示器件、下一代信息网络和生物医药4个产业集群中其中的两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图片来源:高德地图
央视2015年的一次报道,回顾了武汉此前20年的发展经历。最终,无人机镜头聚焦在这片这片围绕在3条主要干线之内的六边形区域里。
屏幕上缓缓浮现出一句话:“武汉——从钢之城,到硅之城。”
这里是武汉半导体产业的希望——因为在这里孕育并崛起的储存器产业,被认为是中国下一个有可能突破“芯片技术封锁”的关隘。
在桌面级、智能终端芯片等高端芯片被美国牢牢控制的局面下,储存器芯片的发展,成为中国半导体“缺芯”局面下突破垄断的重要关隘。论资金、人才、市场中国的举国之力所收到的效果,一定会远远高于韩国。在近三年储存器芯片五大厂商之后的其他,便是中国企业实现的突破,这个产能在逐渐的增加,市场占有率也在逐步体现。
按照设计分工,合肥长鑫及福建晋华主攻DRAM,长江存储主攻3D NAND闪存芯片——这是ROM的一种最先进制程的产品。
从技术成熟程度来说,合肥长鑫的技术来源是“倒卖”专利的公司Polaris Innovations Limited,合肥长鑫于2019年12月初与Polaris Innovations Limited达成协议,购买了Polaris Innovations Limited于2015年获得的奇梦达(Qimonda AG)的专利组合,奇梦达是曾经全球第二大DRAM厂家;福建晋华的技术来源是台联电(UMC),台联电是全球第三大(因统计方不一样,有些报告采取第四大的说法)晶圆代工企业,也是最早开展DRAM技术研发的台系企业之一。
由于合肥长鑫于福建晋华主攻的都是三星、SK海力士及镁光最为看重的产品之一——LPDDR4 8Gb,在市场中极有可能陷入到已经成型的国际专利壁垒的陷阱中去,可能会面临大量的专利纠纷,这一点在福建晋华身上已经出现。
居于武汉的长江存储,某种程度上,在三家公司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也是最有优势的一家。
因为,长江存储的技术来源是美国的飞索半导体(Spansion),整套技术是完整授权,有独立的知识产权。长江存储拿到授权后,集合1800多工程师,用了接近2年的时间,耗资超过10亿美元,在飞索半导体原有的技术基础上,重新设计了新的架构——Xtacking®——这是中国储存器芯片三大项目中唯一一个完成引进后消化,达到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项目,也是市场风险、专利纠纷最低的技术平台。
2018年8月7日, 2018 Flash Memory Summit(简称“FMS”)闪存峰会上,长江存储发布Xtacking®1.0架构闪存技术,并实现32层3DNAND闪存芯片的量产,长江存储由此成为全球第5家、中国第一家能生产3D NAND闪存芯片的厂家;2019年9月2日,长江存储开始量产基于Xtacking®2.0架构的64层256 Gb TLC 3D NAND闪存——这是中国首款64层3D NAND闪存。
在后续的发展中,Xtacking®架构是用来形成突破技术封锁和专利壁垒的利器,有自主产权意味着技术可控,意味着不再受制于人。
某种意义上,这家企业的重要性体现早已从国家战略意志上体现出来。从国家储存器基地在武汉东湖开发区成立之后,在国家大基金牵头、紫光集团、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共同投资,长江存储项目得以以核心项目的角色顺利运行。
2020年1月16号,长江存储召开第一届市场年会。面对着产业上下游的朋友,长江存储董事长、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壮志满怀:
“2020年是存储器黄金十年新的开始。随着5G、AI、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存储器市场需求将呈现指数级增长。”
这届迟到2年的年会,显得意义非同一般——在刚刚结束的2019年,长江存储完成了一期项目的建设,并正式进行市场化运作。
会上,长江存储CEO杨士宁对外透露:“长江存储在量产64层3D NAND技术后,(2020年)要跳过目前国际大厂都在生产的 96 层技术,直接上128层。”
从官方的计划和表态中可以看到,2020年决定了长江存储,乃至于中国存储技术的两个至关重要的节点:
一是实现大规模量产,也就是产能达到30万片/月的设计产能,从而使中国自主可控的储存器芯片真正实现国产化;
二是实现从64层3D NAND闪存技术跳过96层3D NAND闪存技术,直接发展128层3D NAND闪存技术,在技术上从落后于国际领先大厂到同步国际领先大厂的跨越发展。
但是,一切都装在一个大前提里,“如果一切顺利。”一场疫病,可能给这一切按下了暂停键。
肩负储存器国产化、技术水平同步化两大历史使命的长江存储,没有想到,在他们开年会的同时,一场发迹于数十公里外的传染性肺炎,会改变中国存储器的命运。
据官方披露的信息,1月20日,东湖高新区受命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3天后的上午10点,武汉“封城”。
疫情之下,企业的计划将会如何?我们只能通过公开的数据信息,来盘点长江存储的情况。
公开信息显示,从2020年1月1号开始,长江存储总计发布了32条招投标信息,均为以前采购批次的招投标内容。包括招标信息7条,中标信息4条,中标候选人公示1条,评标结果公示9条,其他的是可能涉及到的招标变更公告。从1月份这32份招标相关的公告来看,长江存储现阶段的设备采购和安装情况没能完成,而且有可能还处于大规模需求的阶段。
那么,疫情发生后,对于长江存储的设备采购及此后一系列的动作有没有影响?
答案是肯定的。
这几个环节中,每一个环节都涉及到人,还涉及到技术人员落地处理才能够搞定技术上的问题,而这些设备来源如果是国内的,估计还好一点;如果来源是国外的呢?供应商如何将设备运到工厂,技术人员是和设备一起到还是后到,在武汉要呆多久,怎么去回避传染,都是问题。
其次,随着疫情的不断加剧和蔓延,疫情中心——湖北省发文要求全省各类企业复工时间不早于2月13日24时。
武汉何时解除“封城”仍未可知。毕竟从现在的环境来看,无论是高端制造业还是传统制造业,都是密集型企业,都涉及大大规模人员聚集生产的情况。错过的生产,如何补救?
从企业公开的信息看,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驻守在厂区的长江存储员工及合作厂商的员工,均没有感染病例。
但是,有报道称,日本设备大厂东京威力科创TEL 开始撤退当地的日本员工。如果这样的状况发生在多数的设备厂商身上的情况下,大家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第三,原材料供应和物流方面的问题,应该是现阶段长江存储最大的问题。原材料方面,生产储存器颗粒的氧化物和氮化物薄膜、电解质薄膜的供应。
国家储存器基地的建立才不过2年多,围绕储存器的国内供应链应该是还没有完善的建立起来,储存器需要的氧化物/氮化物(ONON)、氧化物/多晶硅(OPOP)的薄膜供应,很大程度上依赖日本进口。从公开的报告来看,替代料低于20%。
物流方面,若疫情导致原料供应不及、受阻,甚至暂停生产,会冲击到相关供应商。这很可能影响长江存储和全中国大陆其他工厂的生产进度,甚至导致武汉储存器产出中断。
众目睽睽中正在“生病”的武汉,企业的动作,也在聚光灯下被放大。
早在疫情之前,三星、SK海力士以及镁光三大储存器巨头不约而同的进行减产,放缓投资进度,减少产能扩建,试图对产品的价格水位发起冲击——某种意义上,它们冲击的真实对象,就是一水之隔的中国企业。
根据东吴证券的报告,长江存储现阶段的量产产能在1-2万片/月,占全球总产能的1%左右。对于储存器芯片这个极度敏感的行业来说,1%-3%的行业产能波动,就能够在市场上引起价格波动。
那么,一场智能终端储存器的“涨价潮”将会出现吗?乐观的人说:不会。产能在降低、但中国作为消费性电子产品的主要消耗国,消费的降低一样会平衡掉因素。
悲观的人说:冲击已经到来。疫情关乎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民生,从毛细血管到决定树木姿态的枝干,它深刻地影响各行各业的发展、一个行业的样貌与命运,只在呼吸之间。
“当你是一个病人,决定权就很难在自己手上。”
在供需战争之外,长江存储有着另一层意义——它是一个“象征”。作为国家基金大力扶持下的项目,这家企业,是中国打破国际巨头三星、SK海力士及镁光垄断的重要一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如能实现10万片/月的产量,那么中国就能冲出国际的封锁;如果不能,那么在这个关隘,中国企业势必遭到更猛烈的围追堵截。
幸而,截止文章完成,长江存储表示:
目前已经藉由特殊申报的管道程序,让芯片维持正常出货。
据说,1911年武昌起义后,一群革命元勋在在汉口的游船上谈笑,他们聊起对反清革命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在这个难得的平静时刻,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两年前离开的前朝之人,那就是前任湖广总督张之洞。
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到湖北枪炮场,张之洞给后来者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这包括:财库里的现钱、军库里的器械、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以及一支高素质、高觉悟的新军队伍。
在武昌起义期间,这笔斐然的财富决定了历史“顺畅”地进行下去。一个将领说:张之洞以一人之力,改变了两国的运气。
于是,世人将这位迷雾中的务实主义者称作“香帅”。在后世的数百次关于洋务运动的复盘中,谈到这位湖北工业巨人,历史学者,翻来翻去,点评起来,总少不了一个字: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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