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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贷这件事上，中国人可说颇具航海家精神。

国内现金贷大军在被监管“逼”得仓皇出逃后，又经历了东南亚市场的动荡。如今，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印度，这个互联网人口数量仅次于中国的国家。

精明的放贷老板们盘算着，拥有13亿多人口的印度，互联网、智能手机在高速普及，法律给了高利率生存的空间，而且市场上的现金贷玩家并不多，此时进入，有望重现2017年现金贷在中国的黄金时代。而他们，则可以再次轻松躺着就能等金钱滚滚而至。

有趣的是，小米、阿里、玖富等大公司是这么想的。拿着上千万人民币，只有四五个人的小团队，也是这么想的。他们都在今年涌向印度，就像17世纪英国商人那样，这个东方古国遍地黄金。

现金贷逃离中国

算起来，刘少聪在现金贷行业摸爬滚打已经快四年了。从最开始作为一家现金贷公司的商务总监，他负责找流量、找数据，到如今和几位朋友合伙跑去印度考察放贷，刘少聪完整经历了这个行业的疯狂和出逃。

尤其是2019年。

在2017年12月监管严整国内现金贷后，行业一夜之间陷入谷底。过了不久，刘少聪也从供职的公司辞职。2018年10月，他发现沉寂了大半年的各种现金贷微信群，又开始活跃起来。买卖系统、流量、数据的甲方乙方又在群里发起了需求和广告。

而这次的复苏比以往更凶猛。潜藏地下的各家放贷公司，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反倒变本加厉，将现金贷升级成了超利贷，综合年化利率甚至超过1000%，远超监管整治前的利率水平。

在如此暴利的吸引下，刘少聪和朋友们也开始筹备一款超利贷产品，准备2019年春节后上线。

春节后一个多月，是央视315晚会。“714高炮”和以融360为代表的贷款超市，成为晚会最后一个重磅调查，其中一位女士最初只贷款7000元，短短三个月就变成了50多万的负债。晚会之后，媒体报道有地方公安已经在线下抓获了一批违法放贷团伙。业内人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地下超利贷刚冒出头，又被打压下去。当晚一直盯在电视前的刘少聪，也知道他们已经计划好的产品上线工作要停下来了。

刘少聪并没有绝望。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他认为市场的需求仍然存在，等一两个月监管的风头过去后，各种借贷产品仍然会像雨后春笋般不停地冒出来。

但刘少聪判断错了。他没有等来复苏，身边却有不少合作过的人因为催收、数据等问题被公安逮捕。今年9月，大数据公司魔蝎、新颜、聚信立、同盾等涉套路贷被查，引发行业地震。10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详细规定了非法放贷的具体标准。按照这个标准，绝大多数的现金贷从业者都已违法。

这时刘少聪才真正意识到，在国内放贷的空间彻底被堵死了。而他和朋友们合伙的公司，产品没有上线，已经赔了将近400万。

东南亚残局

国内超高利率放贷“躺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但这个模式本身能够运作下去就依然很赚钱。对于没有技术、流量、资本的小团队，要想继续靠放贷赚钱，只能离开中国，去海外寻找新的市场，即现金贷出海。

出海不是新鲜事。早在2016年，中国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创业者和投资人就开始进军东南亚，试图抓住被称为“五年前的中国”的广阔市场，再造一批东南亚的BAT、TMD。那时的中国，互联网人口红利已经见顶，增长不再疯狂。

到2018年，受制于国内监管，大批现金贷公司也开始出海东南亚，其中以人口最多的印尼最为火热。大批考察团从北京、上海、杭州飞往印尼的雅加达、越南的胡志明，以及菲律宾、柬埔寨等地，系统商、法律顾问和金融牌照掮客也纷纷聚集。有的牌照中介甚至称在和某个国家元首的助理合作，以吸引中国的现金贷公司前去落地。

在疯狂的景象之外，一些业内人士也表现出担忧。他们担心这些出海的中国现金贷公司，再一次因为贪婪和疯狂将东南亚又搞得一地鸡毛。果不其然，这种担忧在2019年成为现实。

就像中国现金贷由盛转衰的导火索是大学生因无力还网贷自杀一样，印尼的现金贷行业经过近两年的无序发展后，在2019年2月也出现了一起出租车司机因无力还网贷自杀的事件。之后，印尼金融服务监管局宣布封杀231家非法P2P借贷平台。据彭博社报道，仅在2019年1-8月，印尼金融服务监管局就关闭了826家无牌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其中就包括大量中国出海的现金贷公司。

不仅如此，监管加紧后，现金贷的逾期率也开始攀升。很多借款人看到政府对现金贷的严管，抱有侥幸心理决定不还款。据在印尼放贷的一位中国从业者对志象网所说，印尼现金贷行业在今年8月份的平均坏账率达到了15%。

虽然了解这些情况，刘少聪还是对印尼抱有一些幻想，想通过实地考察看印尼是否真的不再适合放贷。他11月下旬在雅加达待了四天，考察的结果是，一些现金贷公司的回款率只有40%。更重要的是，印尼的“盘子太小了，就只能做一两百万，多了做不了。”刘少聪告诉投中网，这意味着，现在小团队去印尼放贷，不仅很难赚钱，甚至还要亏钱。

整个东南亚地区，印尼人口最多，其他诸如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地的市场太小，监管也在趋严。这种情况下，东南亚放贷受阻，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印度。

要通过现金贷赚取暴利，首先市场人口基数要大，这样放贷的规模才能更高，利润自然也会高；其次是当地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率要足够，线上放贷不需要见到人，所以信息的获取、风控等都需要用户的数据来做支撑。

最重要的是，当地的法律对于贷款利率不能限制在低水平。国内放贷空间被堵死，最大原因就是监管规定贷款实际年化利率不能超过36%，超过即违法。而若想在36%利率下赚钱，小团队已没有空间，市场成为持牌金融机构和蚂蚁金服、腾讯等巨头的地盘。

印度则刚好具备了这些条件。

尼尔森和印度互联网与移动协会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3月31日，印度互联网月活用户达4.51亿人，仅次于中国为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市场。根据《APUS:2018印度互联网金融报告》，印度智能手机用户数为3亿，占总人口的渗透率为23%，高于印尼的21%。此外，相比于中国，印度的人口结构要年轻许多，0-24岁人口占比45%，中国为30%。而年轻群体正是网络借贷的主力军。

这成为印度对中国出海群体的第一大吸引力。

而在印度放贷，目前法律针对NBFC（非银行金融公司）的贷款年化利率并未明确，行业默认的上限是48%。但平台可以通过设置服务费、支付费等利息以外的费用，能将实际贷款利率增加到300%-400%，和2017年现金贷在中国巅峰时期的利率水平相当。

中国的出海者们，登上了飞往印度的航班。

到印度去

刘少聪和朋友们在德里见到的第一个放贷的中国同行，是他还在上一家公司做商务总监时认识的数据方贾康。

贾康今年5月到的印度，贷款产品已经上线。刘少聪来的时候，贾康的公司正要新租一个职场，容纳100个印度本地人做电话催收。让刘少聪吃惊的是，这么大的场地，租金每个月只要人民币1万多。而在北京的共享空间里，一个工位一个月就要2000多。

除了场地，催收员的工资相比国内也要低很多。刘少聪了解到的是，一个德里本地人做催收，一个月工资在2000元左右。而催收团队基本就是在印度放贷所需的最主要人力了。

此后四天时间里，刘少聪又见了5家放贷公司，以及催收公司、房租中介、系统商和线路服务提供商，他渐渐搞清了在印度放贷的模式。他算了一笔账，如果初始资金为1000万，在印度放贷一个月的利润能达到10%，也就是100万。虽然跟超利贷月利润率高达30%相比还差很多，但比起传统生意，这仍是暴利。

投中网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估计，在暴利的诱惑下，目前在印度放贷的平台数量在30-50家左右，头部平台包括MoneyTap、CASHe、PaySense,以及复星投资的Kissht和小米、顺为资本、梅花天使、分期乐等一起投资的KrazyBee。

此外，外媒及印度当地媒体也曾报道称，如玖富、现金巴士、WeShare等中国金融科技公司，也于今年6月左右开始投资或自建平台，进军印度在线信贷市场。

印度的一家中国系统商告诉刘少聪，其月放贷额已达到10亿人民币。刘少聪怀疑这个数据有水分，但他认为长时间做下去，月放款额到10亿是可以做到的。而这个系统商，除了对接5家现金贷公司的产品外，自己也做了几个产品放贷。

星合金科的CEO廖敏告诉投中网，他12月初也在印度。星合金融是最早一批去印尼做现金贷系统服务的公司，在印尼放贷的很多中国公司都会使用星合金科的系统。随着印尼市场的收紧，廖敏也将目光放到了印度，继续向去印度放贷的中国公司卖系统。

与刘少聪和廖敏同一时间在印度的，还有张令宸。他主做印度NBFC牌照业务，这次去是带一个国内的考察团，每人费用21888元。考察的内容包括印度本地市场、支付公司、系统风控、合规及牌照业务讲解等。

在每次淘金潮开始的时候，最先赚到钱的并不是贾康、刘少聪这类人，而是卖桶的人。贾康告诫刘少聪在印度放贷有哪些坑时，提醒他要注意中国人。贾康在刚来印度租房子时，找的中介是中国人。后来发现，这个中国人是中介的中介，因为印度房租便宜，中介就加价60%转租给贾康。

翻译的价格也随着大量中国人的到来水涨船高。如今刘少聪要想在印度找到一个合适的翻译，月薪要1万以上，这比正常水平高了4000元。

晚了2年后，印度的现金贷市场似乎也要像印尼那样，被中国人做火了。

放贷最多的人是雷军？

让人意外的是，未来在印度放贷规模最大的中国人，很可能是雷军。

根据Counterpoint的报道，小米2019年三季度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为26%，连续9个季度占比第一。拥有庞大用户量的小米，同样也把给国内手机用户放贷的模式复制到了印度。12月初，小米在印度正式推出贷款服务“小米信贷”。在此前的测试阶段，小米就已经放出了将近3000万人民币的贷款。

小米联合创始人兼高级副总裁洪峰就表示，“我们看到印度消费贷款市场的巨大机遇，预计到2023年互联网贷款将达到1万亿美元。”

不过，这个庞大的万亿美元市场虽然拥有诸多利好，比如房租和人力的成本很低，实际高利率也不违法，但在印度放贷获得“暴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投入资本要够多，“1000（万）以下你就不要想来这玩。”刘少聪说。

比规模还重要的一个硬性准入门槛是牌照。在印度放贷必须要有牌照，获取牌照的方法有三种：申请、购买和挂靠。印度的法律不限制外资进入这个领域，但无论申请还是购买，等待审批的时间少则3个月，长则8个月。

这对于小米、玖富等大公司来说，并不是很大的障碍，但像刘少聪一样急切想要落地赚钱的团队来说，他们等不及。

最快的办法就只能是挂靠一家牌照方。像张令宸一样，牌照挂靠业务也多是中国人在做。但让刘少聪犹豫的是，在印度挂靠牌照方，放贷的资金也需要放到牌照方的账户上，不受自己控制。如果牌照方卷款跑路，他们就毫无办法。

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已经回国的刘少聪和团队依然没有找到答案。“就一家一家问吧。”

不过，去印度放贷是他们已经决定好的。因为在房租和人力成本都很低的情况下，“试错成本很小”。毕竟，只要还想靠放贷赚钱，当下可选择的似乎只有印度。刘少聪预计大概准备两个月，春节后产品就能在印度上线。

“那如果印度市场在大批中国公司涌入后也像印尼一样被搞乱而加紧了监管，你们还有地方去放贷吗？”投中网问。

“有啊，去巴西。”刘少聪回答。

这其实是游击队的玩法。而阿里、小米、玖富等正规军，已然要在印度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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