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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为什么把哲学研究的本体转向语言，转向的动因何在，这一问题引起诸多学者的思考与讨论。

基本共识有二：其一是哲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危机，需要更换；其二是语言最适合作为研究的对象。

虽然西方哲学家对语言的研究代替了对认识的探讨，实现了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但是哲学家的语言研究与语言学家的语言研究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从表面来看，哲学家倾向于探讨大的理论问题，语言学家倾向于对语言的精确描写；从渊源关系上来说，语言学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门学科，因此语言学家对语言的研究更具体。

究其本质，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对“什么是语言”这一基本问题的看法就存在分歧。

另外，哲学对于语言教学的启示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正如李晓红（2015）所言，语言哲学的每一次发展都给语言学打上了烙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语言学理论，而且还拓展了语言研究的领域。

语言教学从语言哲学中也可以汲取丰富的养分，因为语言教学本身包含着对“人”的教育。

语言教学走向系统的哲学思考和文化建设是明智的选择，缺乏理论视野的语言教学是没有生命力的；从语言哲学的视域来反思和改革语言教学，必将扩展语言教学的学术视野，提升其哲学研究的层次和境界，促进语言教学的哲学转向。

　　本文?挠镅匝Вò?括语言教学）的视阈对几位西方哲学大家的语言观加以评介，汲取语言哲学的思想精华，藉此思考中国语言学的理论问题，思考语言教学（母语教学和二语教学）的相关问题。

　　维特根斯坦是举世公认的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哲学家，他的前后期两种哲学观分别是语言哲学两大流派的代表。

他前期哲学的基本前提是认为语言有意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是“何为语言的意义”。

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意义的图式说，把句子、命题等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在此基础上试图揭示语言的本质及其界限。

他认为语言用来直接表达思想，思想则是语言与事实之间的中间环节，语言通过表达思想而表达事实；必须把语言与语言之外的事实相对应来说明语言的性质，强调语言对事实的依赖，反对孤立地就语言研究语言。

这一思想其实已经体现在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核心观念之中。

国内从事语言研究的大部分学者基于汉语自身的特点，倾向于接受功能、认知的语言观，因此可以借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理念。

当然，这一思想对于语言教学也至关重要。

形式与意义的关系一直是语言教学（尤其是二语教学）关注的焦点，理想的教学应该对形式与意义给予同等重视。

但是实际语言教学中往往重视形式，忽视意义，导致形式与意义不能匹配，学习者交际能力不足。

　　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哲学研究中不再事先假设语句具有意义，提出不要问意义是什么，应该重视语言的使用，并且认为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能获得意义。

他提出：“这种语言是用来在建筑工人A和他的助手B之间进行交流的语言。

A用各种建筑石料盖房子：有石块、石柱、石板、石梁。

B必须按照A的需要依次将石料递过去。

为此，他们使用一种由‘石块’‘石柱’‘石板’‘石梁’这些词组成的语言。

A叫出这些词，B则把他已经学会的在如此这般的叫唤下应该递送的石料递上――请把这设想为一种完全的原始语言。

”（维特根斯坦，1996）这种语言观不是把语句和语词看作关于对象的表达，而是看作某种按一定规则进行的使用活动。

维特根斯坦将我们的语言（即日常语言）称为“语言游戏”：“我也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作‘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1996）。

“语言游戏”指语言按照一定的规则在一定的场合中使用的活动，语言、规则和使用的活动是它的基本要素。

任何一个语词概念的含义或意义不在于它所意指的对象中，而在于它按照一定的规则与其他语词的组合方式之中。

也就是说，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有意义，语词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

维特根斯坦还认为语言及其功能不只有一种，而是有无数种；各种语言及其功能之间没有共同的逻辑本质，只有“家族的相似”，就如同家族的某些成员之间在身材、相貌、性情、步态等方面交错出现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并不是家族全体成员的共同性。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始终把语言作为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坚持通过语言分析解决哲学问题。

他前期研究语言主要着眼于静态视角，单纯从语言的形式出发，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到后期，他则着眼于动态地研究语言，从语言的实际应用出发，采用常识的方法，并且看到了语言的复杂性和意义的多样性。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言观，尤其是后期的语言观对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语用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的意义即使用的观点对于从事语言教学的教师来讲更具启发意义。

如果在教学中抽象地解释一个词的意义，哪怕是最简单的词，也往往解释不清楚。

然而，如果把一个词放到一定的情境中，用词造句，将句子放在上下文中，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个词的意义了。

对于汉语这种形态不发达、依赖语境的语言来说更是如此。

盖晓兰（2009）曾依据维特根斯坦后期提出的日常语言哲学思想，对大学外语教学进行了哲学思考。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把语言看作人类基本和首要的活动，把语言抽象的分析转向语用，揭示出语言使用的基本特征。

这一理论对外语或二语教学的启示是突出强调语言的使用和文化教学。

外语或二语的教学方法无论如何变换和发展，都不能忽视语言使用和文化的重要性。

尤其是近年来成为热点的任务型教学法，其实就是重视语言使用，重视跨文化的作用。

另外，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目前在认知语言学中影响很大，许多学者已经接受这个概念，并且将之拓展、深化，作为语言解释的一个重要理论。

我们在阅读西方语言学著作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西方语言学家的语言理论其实深受哲学研究的启发。

只专注于语言的单一领域，可能会禁锢了自己的思想；广泛涉猎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也许对中国语言学理论研究会有重要启发，对于从理念上改进语言教学也不无裨益。

三、蒯因的语言观

　　蒯因系当代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其主要著作《语词和对象》被称之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两部哲学著作之一。

他在《语词和对象》一书序言中提出：“语言是一门社会的艺术。

在习得语言时，关于说什么和何时说，我们必须完全依赖于主体间可资利用的提醒物。

因此，除非根据人们的与社会可观察的刺激明显相应的倾向，去核实语言的意义就是毫无理由的。

”（陈波，1996）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的、主体间公共可观察的活动或行为，意义则是这种言语活动的特性，因此，必须根据行为标准来阐明，并且只有在行为的基础上才能习得。

蒯因还根据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阐述了他的语言意义理论，指出人们在面对感觉证据的情况下，是通过“询问――同意――反对”的语言游戏，来习得语言和理解意义的。

　　蒯因的语言哲学理念对语言研究者而言，深奥难懂，但确实比较独特、新颖。

他提出并论述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论题，比如翻译的不确定性、指称的不可测知性、本体论的相对性等，这些观点在哲学研究、语言研究中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对语言学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其语言学习理论，主要是儿童的母语习得理论。

他认为，儿童习得母语主要有“实指学习、类比综合”这两种基本的方法。

儿童学会的第一批语句就是通过实指学习的，即学会的词、句应该有具体的所指，比如儿童最先学会的名词、动词都是儿童可观察到的现场所指。

儿童在公共可认识的环境下观察成年人的言语行为，从而学会将语句与适当的非言语刺激关联起来。

这种学习语言的方法类似于直接条件反射的心理图式。

实指学习要求可观察性，因此观察句是实指学习的第一批语句，它是语言学习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除了观察句之外，儿童用实指法还能学会许多其他的语言成分或语言技巧。

但蒯因认为，实指学习并不能使儿童在母语习得方面走得太远，大多数句子都需要通过类比综合才能学会。

这体现了蒯因对类比综合重要性的认识，揭示了儿童母语习得的关键。

利用类比综合，儿童在习得一些语句、词汇之后，可以用已习得的某个语词去替换已习得语句中的某个语词，从而生成他先前没有实际接触过的新句子。

这一能力是人与动物最为重要的区别之一。